广南县白条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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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7 20:28:40来源于:百度__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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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公众微信号“人民日报评论”进行了一次征稿,主题是“共享单车,怎样骑得更远”,而且标明征稿将会刊发在《人民日报》的“大家谈”栏目。

往何处去?爆发式的增长过后,刚刚起步的共享单车已经面临发展之问。解决公共出行“最后一公里”,共享单车的贡献无须多言,但是随之出现的资金监管、乱停乱放等等管理困局,“骑得更远”已是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之问。《人民日报》主导这样一次讨论,问的是企业,问的是政府,问的也是社会。毕竟,只有共享的旗帜,没有共治的思路,骑得更远只会是一句口号。

首先要问一问企业,共享单车会不会只是一场资本的游戏?毫无疑问,共享单车是当下的投资热点,众多投资人热捧领跑者,红火的前景也刺激着新鲜血液的不断加入。有着共享汽车的变形,商业模式并不清晰的共享单车需要用实际成果来消除公众的疑虑。事实上,资本推动下的重投入轻管理,正是共享单车乱象的重要推手。按照媒体披露的上海方案,有意实施每万辆单车配备50名管理人员的准入标准,试问现有的共享单车有谁能够做到?同样,可以推算出现有模式下的盈利,公众自然会格外警惕庞大押金的流向。

而且,当共享变成一门生意,商业性彻底压倒了公益性,共享单车不能再一昧讲初心讲情怀,更应该谈谈责任谈谈规矩。缺少了这些,共享单车就是一辆没有刹车装置的故障车,可以骑得很轻快,但是遇到红灯,谁能保证安全呢?共享单车如此,其他共享经济新业态同样如此。

其次要问一问政府,能为这个民间诞生的准公共产品做些什么?习惯了自上而下的推动,自下而上的共享单车自然会带来诸多冲击,比如乱停乱放的管理难题。从媒体报道来看,共享单车的管理涉及到两个职能部门,其中交通部门大多持开放心态,城管部门大多是谨慎口吻。同一事物,两种看法,并不难以理解。负责公交规划的交通部门,看重的是共享单车完善城市慢行系统的补缺;而负责公共秩序的城管部门,面对的却是共享单车对原有秩序的直接冲击。

对于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来说,野蛮生长的共享单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既然是民生产品,那么就应该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比如车道,比如场地。谈到互联网,李克强总理说得最多的是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眼下的共享单车,可以说是一道相同性质的考题。至于“一统论”,更是可以休矣。共享单车之前,不是没有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项目。共享单车用市场化手段完成了政府补贴没有实现的任务,何必选择回头路呢?

最后要问一问公众,大家愿意为文明骑行改变什么?共享单车的管理乱局,其实也是新的“公地困局”。反正道路是公共资源,企业可以乱投放,骑者照样乱停靠。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出路已经显现。一是管理制约,划出专门停放点,而企业则通过技术手段,只有在指定地点才能停车取车。二是信用激励,拒绝违规失信者使用资格的同时,也对守信者加以奖励。比如OFO在上海和支付宝合作,到达一定额度的芝麻信用积分,可以免收押金,这不仅鼓励用户遵守规则,更能消除押金使用的忧虑。

要共享,得共治。讨论如何让共享单车骑得更远,用意就是厘清政府责任、平台责任、用户责任。从中受益的,是共享单车的可持续发展,也是社会治理共识的形成。(本报评论员 钱飞鸣)

监控中吴胜的最后身影。受访者供图

  认识吴胜的人都觉得,19岁的他是个开朗并且温和的男生。所以,当3月25日,警方通报,吴胜死亡且排除他杀时,吴胜父母一度表示绝不相信。

  3月20日以来,有媒体报道,武大学子吴胜失踪,父母武大门口跪地求助,引起全国关注。彼时,吴胜已经失踪1个多月。他的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长江二桥附近。之后,再无线索。

  吴胜是武汉大学信息学部测绘专业学生。为了找到他,不识字的母亲何凤琼和不太会表达的父亲吴友权在武汉发放了上千份传单,钱财用尽,几乎流落街头。

  当夫妻俩得知儿子死亡的消息时,他俩的寻子路,已持续了整整37天。

  儿子失联

  第一次听说儿子联系不上,何凤琼急了。那是2月19日傍晚,丈夫吴友权接到吴胜辅导员电话,说马上要开学了,吴胜联系不上,问吴胜是不是还在家。

  吴友权告诉辅导员,吴胜元宵节(2月11日)那天就回学校了,后来还跟家里联系,说到学校了,没有说过还要去哪。

  此时,吴友权和辅导员才发现,吴胜早在2月17日就联系不上了。

  吴胜一家住在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的一个小山村。吴友权在矿下挖煤,每年收入2万多元,一家人生活清贫。吴胜还有个姐姐,也考上了大学。

  何凤琼把吴胜看做自己的“心肝”:“他很会照顾人,跟我很亲。”吴胜从家里走的那天,还不到开学时间,何凤琼拉着儿子不让走,“你怎么喜欢学校比家里还多?”

  “弟弟安慰妈妈,说是为了好好读书。”吴红彦说。她是比吴胜大3岁的姐姐。走的那天,吴胜说,可能挂了3科,要去复习补考。

  那天,吴友权给了儿子2000元生活费。

  2月19日,何凤琼一夜未眠,催着吴友权去找儿子。盘县位于贵州与云南交界的大山深处,距离武汉1300多公里。为了赶时间,吴友权生平第一次坐了飞机。

  2月20日,吴友权赶到武汉。他去了吴胜宿舍,发现走时给儿子的2000元现金,还整齐地放在抽屉里。银行卡也在,里面有5800元。他不知道儿子不带钱,能去干什么。

  在吴胜辅导员的帮助下,吴友权去武汉珞南派出所报了警。民警查看了学校周边的监控,“看了整整两天”,2月17日下午3时49分,吴胜的身影出现在武汉大学附近八一路北地下通道路口。他穿着橄榄绿的外套,背黑色双肩包,大步向地下通道走去。

  警方还查到,吴胜的手机信号出现在徐东大街长江二桥桥下,时间是2月17日晚21点至2月19日早7点。

  吴友权和吴胜的老师同学立即去了长江二桥附近寻找,但是,没有找到。

  2月23日,吴胜同学拨打吴胜手机,手机突然提示“正在通话中……”那一次,信号定位是长江二桥下面的四美塘公园。

  不知缘由

  第一次线索断了之后,警方向吴友权提取了DNA,让他回去等。

  吴友权听话地回到了贵州。没有找到儿子,妻子边哭边骂他:“没用的爸爸!”

  夫妻两人愁苦不堪,每天都在想,吴胜为什么突然失联。

  离开家时,吴胜说自己挂了3科。他们分析,儿子是不是因为上大学后成绩突然不好才出的问题。

  吴胜从小成绩优异。5岁时,吴胜就上学了,年纪是班里最小的,学习却拔尖儿,“他小小年纪就懂,跟我们说好好读书将来给爸爸妈妈买大房子”,吴红彦回忆。

  吴胜高中就读贵州六盘水盘县一中。高中同学印象里,吴胜“品学兼优”。

  武汉大学官方资料显示,2015年6月,吴胜通过了武汉大学“自强计划”。那是武汉大学专门面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县以及县以下中学选拔农村户籍高中毕业生的计划。该计划入选者,只要高考分数不低于所在省一本线,就可以录取。

  吴胜高考顺利达到一本线,选择了武汉大学在全国排名靠前的测绘专业。

  吴友权回想在学校跟吴胜最好的朋友聊天,这位朋友说,吴胜之前说过,压力很大,一直觉得做什么都没有信心。

  吴友权还知道,吴胜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助学贷款。他曾跟儿子说过,自己赚了钱,会帮他还。但是,去年吴友权在矿下劳作时,被东西砸中,受了重伤。

  去年,吴胜勤工俭学,发过传单。他还告诉过吴友权,想跟表哥去搬砖。吴友权担心,吴胜是不是出去找工作被人骗了,“肯定是被人控制了。”

  “想不通”

  3月16日前后,吴友权没有跟妻子打招呼,突然一个人来到武汉。过了几天,何凤琼也追来了。

  吴友权不会说普通话,贵州话说得也很慢,很难完整表达一个意思。何凤琼不识字。除了去学校,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找人。

  夫妇俩每天徘徊在武汉大学门口,举着儿子的相片,跟来来往往的学生诉说:“我儿子吴胜丢了,小姑娘,小伙子,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帮我找找?”

  吴胜失联第32天,武汉微雨蒙蒙。何凤琼冻得发抖,一位同样在武汉大学寻找失踪儿子的家长给了她一件大红色漆皮薄袄。漆皮大面积掉落,薄袄红白斑驳。

  3月20日深夜,江风清冷,夫妻俩又到了长江二桥附近。何凤琼提着一个食品袋,里面装着矿泉水、雨伞、已经凉了的饼。这一次从贵州出来,包括路费在内,两人身上只带了1000块钱。

  有夜跑的路人停下来看这对面色彷徨的夫妻。吴友权没等对方问完,就用贵州话断断续续地讲。路人听着,唏嘘不已,指着周边的监控跟他们说,应该请警察把这附近的监控都看看。

  一转眼,何凤琼不见了。众人大惊,吴友权赶紧跑到长江边上找。何凤琼被从江边堤坝外的草坡拽上岸,低着头呜咽:“我就是去找找,想不通,想不通。”

  3月21日,两人又找到了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那天,学校又一次联系了街道派出所,但是,民警告诉他们,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个月,监控被覆盖了。何凤琼大哭,跪在派出所门口不肯走。

  3月24日,吴友权拿到吴胜大二上学期的成绩单,吴胜并没有低于60分的科目。

  “我的大学儿子”

  吴胜失踪第36天,关于吴胜失踪的消息已经在网上传播开。吴友权的手机开始响个不停,全国各地的人说看到了疑似他儿子的人。甚至,有寺庙的和尚给他打电话,说可以算出吴胜的位置。

  何凤琼开始不再每天哭泣,她觉得,这么多人看到了儿子,说明儿子至少没有死。

  3月24日晚上,吴友权接到一位来自武汉市江夏区乌龙泉镇老太太的电话,说跳广场舞时看到了吴胜。当夜他们赶到江夏区,联系警方查看监控,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那晚半夜回来的路上,何凤琼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儿子失踪以来,我没有做过噩梦,说明儿子没有事。”她在路上说。

  第二天一早,她在珞南区派出所跟别人说,要去江夏区发寻人启事,被警方劝阻。前一天,警方再次让他们比对了DNA,并嘱咐夫妻俩,一定要在派出所等他们。

  3月25日上午9点,珞南区派出所所长和武大测绘学院辅导员、书记同时赶到。吴胜父母跟警方一起上了车,一上车,何凤琼便号啕大哭,警方通知他们,江里捞上来一具尸体,DNA跟吴友权比对上了。

  “吴胜的遗体是在天兴洲长江大桥上游一点点被我们一个船员发现的,发现时他的遗体看样子泡了很久,已经严重变形。”3月25日,长航公安水上巡查队一罗姓民警告诉新京报记者。

  天兴洲长江大桥位于长江二桥下游,直线距离10公里。

  打捞那天是3月20日,距离吴胜失踪32天。那天深夜,母亲何凤琼在长江二桥的江边徘徊,久久不愿离去。

  3月22日,警方在《楚天都市报》上登载了《认尸启事》。

  3月25日,从存放遗体的青山殡仪馆出来,何凤琼突然变得冷静,她说,看过遗体,“不是我的儿子。”

  在珞南派出所门口,她坐在门外的台阶上,靠着丈夫吴友权哭着要自己的“大学儿子”,无论谁劝,都不愿进去听警方的最终通报,直到昏厥。

  此时,一直闷声在给妻子抹泪的吴友权,第一次大哭起来。

  □新京报记者 孙瑞丽 实习生 邓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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